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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子由怎样巧断妄告蕃商户绝案

揭晓时间：2020-03-11 16:18泉源：人民法院报

　北宋“三苏”中最著名的，当属东坡先生。但苏辙虽文名稍逊，本领着实不亚于兄长，同样展现出北宋士医生周全生长、“文学法理，咸精其能”的真才实干。

　　“念昔各幼年，松筠圜南轩。闭门书史丛，启齿治乱根”（苏辙《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》）。在接受家庭教育与仕途起步阶段，苏辙与兄长苏轼，有许多配合点。“二子皆天才”，性格鲜明、各不相同，张方平初见便谈论道“尊长（苏轼）明敏尤可爱，然少者（苏辙）谨重，成绩或过之”。苏洵于其《名二子说》中，对苏轼、苏辙两兄弟的性格特点，曾有精准的掌握：“轮辐盖轸，皆有职乎车，而轼独若无所为者，虽然，去轼，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。轼乎，吾惧汝之不过饰也。天下之车莫不由辙，而言车之功者，辙不与焉，虽然，车仆马毙而患亦缺乏辙，是辙者，善处乎祸福之间也。辙乎，吾知免矣。”诚如其言，苏辙外柔内刚，遇事冷静，不轻举妄动，须要时又能掌握时机、稳中求进，甚至直击要害。

　　苏辙于元祐元年自中书舍人升任户部侍郎，此职“宜得强明练达之人”、必需“精炼吏事、通知民情”，而苏辙在任时代（公元1087-1089年），有颇多称职体现。他在《龙川略志》卷五中自叙的“辨人告户绝事”即是例证。

　　此案，广州商人向户部投状，称居广州十余年的蕃商辛押陁罗已死，依法为户绝；其养子现“主其家”，占有陁罗之巨额工业，于法不对。言之凿凿，兼户部郎官见利心喜，以为蕃商家资殷实，“不可失也”，意在将死者定为户绝，使工业入官。

　　苏辙却不为利益所动，不为状词所惑，敏锐地发明了其中的疑点。他以三个要害即“三问”来看待起诉人：“陁罗死蕃国，为有报来广州耶？”起诉者回覆：“否，听说耳。”“陁罗养子所生怙恃、所养怙恃有在者耶？”答曰：“无有也。”“法告户绝，必于本州县，汝何以告于户部？”答曰：“户部于财赋无所不治。”

　　苏辙的前两问，着眼于查证起诉人所述情状是否属实，如蕃商辛押陁罗死讯不实，则自不保存“户绝”。退一步说，即便辛押陁罗已死，其“养子”信息是否准确，起诉者称“养子”所生怙恃、所养怙恃均不在，即举不出切实可靠的证据。接下来，就有了更直白的第三问，广州商人不在本州县举报蕃商户绝，却千里迢迢赴京师开封，于户部告诉，越级控诉这一方法上的变态，是否告者有意为之、其意在何？告者搪塞说，户部既然“于财赋无所不治”，虽然能够过问户绝案件。但苏辙心中意见已定，不为所惑，经由“三问”便归纳出三项“不当”。更进一步说，苏辙正是凭证上述三个全心设计的问题，看清问题的症结；而告者看似对答如流，实则在苏辙环环相扣的追问下，起诉的理据已不攻自破。

　　苏辙接下来轻描淡写的两段话，便使得一最先振振有词的起诉者败下阵来，心折口服，不敢再纠缠狡辩：苏辙先说：“此三项皆违法，汝姑伏此三不当，吾贷汝。”其人未服。苏辙又明确体现：“汝不平，可出诣御史台、尚书省诉之。”其人乃服。

　　苏辙先晓之以理，劝告者明确进退；见告者还心存幸运，苏辙就把话批注：告者试图以“越诉”掩饰其无证无据的“妄告”实质，在户部已被看透，倘若还敢故伎重施，御史台、尚书省也定然不会受其蒙蔽。言外之意，若揭破其诬告妄诉之实，起诉者定难全身而退。起诉者这才收手。苏辙再召诉状中被牵连的在京之“养子所遣”二人，说明情形，举行宽慰，称“此本不预汝事，以是召汝者，恐人妄摇撼汝耳”，点水不漏，从容不迫。

　　从与户部同寅（户部“郎中终以为疑”）的态度比照中，也可显示出苏辙决事切中肯綮。他并一直留在巨贾可能“户绝”留下大笔工业的外貌，而是发明广州商人越诉这一误差的背后缘由：“彼所告者，皆法所不许。其以是不诉于广州，而诉于户部者，自知难行，欲假户部之重，以动州县耳。”起诉者居心叵测而证据缺乏，“自知难行”，于是选择了在地处据案发地较远的京师越级控诉，意图以钱财感人心，以户部挟制州县。不料被苏辙看透，妄想未得逞。

　　蕃商巨富，“树大招风”，一旦身故，其在华的大宗遗产去向，引人注目，难免有人伺机妄告户绝，使用某些官员的逐利与盲目，假借官府之势，逞己私欲。“宋代广州的历任蕃长，见于文献的寥若晨星。就算名著一时的辛押陁罗，也只留下零星的片断纪录”（蔡鸿生：《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陁罗事迹》，《澳门理工学报》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），因此，在苏辙是非分明、令妄告者知难而退后，是否尚有纷争、怎样解纷等，我们均不得而知。但苏辙办案的手法之精妙，已如前述，其思绪与态度，还可以详加剖析。

　　苏辙经手此案，不费文字，不费周折，也就不会轻信谣言而“妄摇撼”即摇动人心、滋扰被妄告之家，较能保全其商业利益，稳固时势。

　　首先，其察民情、重民生之专心，与南宋“名公”一致。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七“立继有据不为户绝”司法拟判于开篇指出，“照得户婚牒讼牒，纷歧而足，使直笔者不可酌情据法，以平其事，则无厌之讼炽矣，家不破，未已也。事到本司，三尺俱在，只得明其是非，合于人情此后已”。倘若中了奸人“无赖”“妄告户绝”之计，会使黎民蒙冤，破财招灾：“讼事亦惟微利是嗜，掉臂义理，不照执法，便从而没夺之，几于上下交征”（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八“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”）。

　　其次，苏辙自述中虽然未曾详言，但明辨广州商人妄告蕃商辛押陁罗户绝一事，也是其办事周全、顾全阵势的体现。试想，若是办案职员贪利而轻举妄动，轰轰烈烈视察，甚至查扣蕃商工业，惊动蕃商家人，甚或激起在广其他蕃商的反感、恐慌以致抵制，弊害不可胜言。宋代商品经济蓬勃，外商来华生意频仍，朝廷起劲生长外洋商业，勉励外商来华，相关执法较为系统完善（张中秋、陈景良：《宋代吸引外商的执法步伐叙论》，《法学研究》1993年第4期）。蕃商辛押陁罗，来自阿曼，恒久栖身在广州（推测为公元1056—1086年），他曾担当广州蕃长，深得朝廷信托与重用，蔡鸿生教授在《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陁罗事迹》一文中指出，辛押陁罗“是一名亦贡亦贾、政教合一的华化蕃官……是宋代跨文化商业的历史标本之一”。有人正是从维护通商情形与�；ね馍汤娴慕嵌绕饰龃税福跤兰樱骸犊此照奕缒抢镏猛馍桃挪婪住�，《廉政瞭望》2019年第2期）。

　　值得注重的是，苏辙明辨此案，从举重若轻的“三问”归结到自作掩饰的“三不当”，切中“证据”之要害，使妄告之人只得知难而退，这是执法持平，并无左袒。

　　苏辙“辨人告户绝事”的态度是稳重看待，缓解讼累，稳固时势，保全蕃商（及其署理人即“养子”等）的利益；而其办事不偏不倚、有理有据，则基于其通览全局，熟谙政令，洞见人情的综合素质，是其行事缜密之气概的集中展现。《栾城遗言》纪录苏辙“在谏垣，论蜀茶纤悉曲折（今按：应为元祐元年仲春二十四日“论蜀茶五害状”，《栾城集》卷三十六《右司谏论时势十首》）。时小吕申公当轴，叹：‘只谓苏子由儒学，不知吏事精详云云’。”谏议“纤悉曲折”，既是苏辙奇异的论文气概，亦以其精详庶政为基础，方能言之有物。

　　《续明道杂志》作者张耒（1054—1114年）赞叹苏辙行事过人：“某一生见人多矣，惟见苏循州（苏辙）未曾忙……苏公虽事情纷纭至前，而举止安徐，若素有处置惩罚。”苏辙为政“未曾忙”，即谋此后动，有条不紊，这特适于理乱解纷，也着着实“辨人告户绝事”等诸多案例中得以展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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